我13岁的时候，爸爸把我和两个弟弟叫进家里的游戏室。我当时特别兴奋！我以为我们几个会一起玩台球，或者弹球，甚至还想着可能会一起看电影。
爸爸在我们到达游戏室前，大声喊道：“带笔记本和笔过来。”
我和弟弟们立马停下了脚步，惊恐地相互看着。他的要求很奇怪，我们兴奋的感觉瞬间变成了恐惧。这让我们感觉更加严肃和无趣，就好像家庭作业、家务，甚至是更糟糕的家庭会议。
我们拿上各自的笔记本和笔，心里仍然想着爸爸召集我们的原因。我们排除了家庭会议的可能，因为妈妈现在还在外面逛街。
走进游戏室，我们看到三把金属折叠椅面向一块大黑板。爸爸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而不是坐在离我们不远的软垫沙发上。
他严肃地说道：“我想要你们集中注意力，所以才让你们坐在椅子上。”
我们立刻就撅起嘴巴，面露不悦，然后就开始哼哼唧唧地不停抱怨。
最小的弟弟问：“妈妈在哪儿？我们不是要等妈妈吗？”我坐在那把十分不舒服的金属椅上，一声不吭地扭动着。
另一个弟弟也叹息地问：“需要很久吗？”
爸爸平静地说道：“你们的妈妈要几小时后才会回来，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她回不回来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这得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你们，你们越是专注，学到的东西就越多，进展就越快，这事儿就会结束得越早，明白了吗？”
“是！先生。”我们毫无热情地回答。
然后，爸爸就開始上课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开一个只属于我们男人的家庭周会。会议时间定在每周六早上，但是如果你们学校有课，或者有体育活动，会议时间就改在星期天去教堂做完礼拜后。我将会教你们我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将你们培养成对社区乃至整个世界有用的坚强而自豪的非裔美国人，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慎重对待。”
听到这，我忍不住插一句：“您要教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吗？”
“尽我所能。”
“那会花很长时间哦。”
“也许。”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也许。”
在后来的五年里，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无论健康，还是生病，爸爸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们上一次关于生活的课。他教授的内容非常广泛——个人卫生，青春期，礼仪，教育的重要性，种族，约会，尊重女性，尊重权威，尊敬老人，基督教的救赎，良好的职业道德，成年人该承担哪些事情，该找一个怎样的妻子，绿化，家里的小修理，汽车维修，预算，投资，公民义务，等等。我们极不情愿，但还是写了一个又一个笔记本。
当我快到18岁时，每周一次的课程变成了每个月一次，然后两个月一次，直到最后慢慢消失。我和弟弟们都长大了，我们要参加学校的活动和体育运动，还要承担工作上的责任，要安排好这所有的事情变得极其困难。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我们忙碌的青少年生活比起来，我们每周一次的课程和用来记录的笔记本，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很快地，这些课程和笔记本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
爸爸在游戏室里给我们上课的时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成功与失败。在接受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时，我和弟弟们都会疯狂地跑去阁楼、地下室和储物间，寻找我们的笔记本。可是，我们翻遍了每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它们。
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我和弟弟们中的一个会遇到一些难题，需要给爸爸打电话，请他给建议或指导。我们拿起电话，却迟迟不敢给他打，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会笑着说：“你们的笔记本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