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代的中国文化，也是传统文化呈现最后辉煌的集大成的时代。在如此重要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层的文化取向和态度如何？他们制定了怎样的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无疑是至为关键的。本文主要谈谈清朝前期的文化走向。
入关前的清朝史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努尔哈赤时代，即天命朝。后一时期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到1643年，包括天聪和崇德两朝。
努尔哈赤时代，满洲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处在形成初期，“金国”的文化主要是世代延续下来的女真文化。立国以后，由于政权内包括了蒙古人和辽东汉人，文化上也开始受到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最初，由于自身的女真文字已经失传，在对外文书交往上，必须要借助蒙古文或者汉文。1599年努尔哈赤提出借助蒙文字母创制满文的设想，并通过两位文臣额尔德尼（此名本身就来自蒙古人名）和噶盖的努力得以实现。这就是“老满文”，字形上与蒙文全无区别，使用了30多年以后才经达海之手改进规范为“新满文”。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努尔哈赤对待汉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信任汉官，屠杀汉族的知识人；另一方面，他又钦慕汉族文化，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汉书，晚年对汉族的伦理道德也抱有好感。甚至严肃的国家制度中也引进了明朝的武官制度（包括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五等）和都堂（都察院堂官的简称，转义为高级武官）。
到了皇太极的时代，“金国”的面貌已经有很大变化，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基础，汉人虽地位低下，但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大为上升。治国的需要迫使皇太极不得不大力汲取汉族的文化资源，在治国方略上采纳了中国传统的“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治佐太平”的历史经验，大兴文治：1629年，设立“文馆”，大量翻译汉族典籍，充实满洲文化。选择的都是重要的《明会典》、《三略》、《六韬》、《孟子》、《资治通鉴》以及择要汇纂翻译辽宋金元四史。仿照明制，建立档案文书和史官制度。于是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满文老档》。1631年，推行教育，令八旗子弟读书向学，以实现使其“忠君亲上”的目的。改变对汉族知识人的政策，1629年开始，引入明朝的科举取士制度，选拔满蒙汉各族人才。1631年，“依仿明制”，定官制，设六部，又立蒙古衙门，完善国家机构。在此基础上，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直接同大明分庭抗礼。但主要的宫廷礼仪制度，均仿照明朝。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大清”国已经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
当然，皇太极作为一代有为的政治家，他很快意识到了急剧汉化带来的消极后果，曾经以蒙古贵族学习 藏族宗教制度导致国运衰微的现实为鉴，反省满洲官名制度全学汉族文化并非有利，遂决定加以纠正。将官名及城邑名全部改为满语，并定为国法。这种做法，其实是将汉族制度满洲化的尝试。1637年，他再次引证金朝汉化的历史教训，强调“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同时明令以满洲言语、服饰、骑射三项基本文化要素为一代家法，告诫贝勒们“要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这也是有清一代统治者都强调“国语骑射”为家法祖制的肇因。
总之，皇太极在文化吸收上明显是保持着“文化自觉”意识，对汉文化，他只是在“急需”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纳；对满洲自身的基本制度如八旗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基本习俗则全力维护，以“不失根本”。这种以我为主，选择吸收，为我所用的文化政策，即所谓“参汉酌金”，入关后成为设计整个清代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政策的基本的指导原则。
1644年，清朝入关。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顺治帝，都延续了皇太极吸收汉文化、文武并用、笼络汉人的施政方针，同时着手制定文化政策。
首先是制度建设。重点在法制、礼制和科举制方面。入关前，清朝有刑部，也有简单的法律。但此时要统治全国，且主要是汉族臣民，只能是“准依明律”。1647年经过简单修改，翻版于《大明律》的《大清律》颁行，但序言中自己明说“详绎明律，参以国制”。清国旧制不过作参考而已。礼仪制度的制定原则相同。1646年，“诏礼臣参酌往制”，编成礼书，“为民轨则”。新的大清礼制是满洲礼制与明朝礼制的结合，带有浓郁的内陆亚洲狩猎、游牧民族特点。科举制是传统的选官制度，对天下读书人至关重要。清入关第二年就迅速恢复，以获得汉族士人的支持。
其次，清朝进一步提出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清朝皇帝深信儒家思想有利于统治政权的巩固，礼部遵旨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于各省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以培养教化。顺治帝苦读汉族典籍，曾颁布《御制孝经》，冀望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治理天下，并明确宣布“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康熙皇帝也认为孔孟之道，朱熹之学，远较佛、道空寂之说更有利于政治。他深信儒家的纲常名教，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上下尊卑之序，就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生活规范。康熙九年（1670）十月，康熙帝进一步将顺治年间制定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提出了化民成俗，文教为先的十六条《圣谕》。圣谕的范围很广，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凡民情所习，无论本末或公私，都包含在内，事实上成为一代封建王朝治国的基本准则。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尊崇孔子，多次遣官或躬祭孔庙孔府，还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其根本目的在于接续“道统”，为大清王朝确立其合法性。同时运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汉族知识人的认识，确立新朝的基本道德规范。由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同时也是主流思想。经过多年研习，并与群臣讨论，康熙形成了自己的理学观：“理学之书，为立身之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反对空谈理学，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规范，切实身体力行去实践。
“崇儒重道”作为实行“文治”的基本政策，还体现在开“博学鸿儒”科和编纂图书特别是儒书方面。康熙帝对于基于政治立场不肯或不便参加科举考试的汉族奇才硕彦，特开“博学鸿儒”科加以选拔，选出50人入翰林院供职。这是清廷崇奖儒学的一个有力举措，收到了良好效果。它标志着汉族知识界与朝廷的全面合作。书籍关系文教，编纂儒书在顺治朝已经开始。康熙朝更是不遗余力，编纂了上百部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如经学的《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史学类的《明史》、《三朝实录》；子部的如《佩文韵府》、《分类字锦》；集部的如《全唐诗》。更有大型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这些无疑推进了文教的繁荣兴旺。
清初重视、发展汉文化的政策，成功地消弭了汉族精英阶层心理层面的反抗和抵制，促进了满汉上层的合作。但也带来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以满人为首的旗人社会“渐习汉俗”。科举考试是一个重要突破口。科举为选官正途，改变了全社会的风尚，读书、科举、入仕，引导着旗人“轻武尚文”。旗人参加科举是延续入关前的政策，顺治朝满汉分试，旗人受到优遇。但康熙初年，旗人归并文、武科与汉人同场同题考试，助长了旗人学习汉语、研习汉书的风气。由此带来的必然是旗人满文满语和弓马骑射能力的退化。为此，雍正帝继位伊始即开始对八旗进行整顿。政治方面，终结宗室王贝勒与下五旗旗人的私属关系。文化上，一方面大力开办宗室学、觉罗学和八旗义学、官学，进行正规教育。教学内容包括满学和汉学，满学内容是清语清书（满语满文）、骑射。又在各甲喇（参领）普遍设立清文义学，专习满语骑射技能。为了挽救八旗蒙古中蒙古语日渐衰亡的命运，还在八旗蒙古各旗普设蒙古官学，学习蒙文蒙语及骑射技能。与此相配合，停办多年的满汉翻译科考试重新恢复，名之为清文翻译科。1732年（雍正九年）又开设了蒙文翻译科。满蒙旗人均可应试。考试内容以满汉文互译、满蒙文互译为主，翻译秀才试还必须考试马步箭。这一系列举措，表面上为了提高旗人素质，培养统治人才，实则蕴含着抵制旗人汉化趋势，挽救衰亡中的国语、骑射等旗人文化“根本”的深意。
对广大的汉人社会，雍正帝则别出心裁，试图通过整顿风俗，“正人心、醇风俗”，净化社会风气。整顿的对象主要是江南的“绅衿士庶”。为此他向浙江、湖南、广东、福建等省派出“观风整俗使”，查问风俗，稽察奸伪，劝惩地方。在乡村则设立乡约，定时宣讲雍正帝加工注释的《圣谕广训》，对乡民进行善恶登记，以表彰或规劝。又倡建义堂，奖叙乐善好施和拾金不昧的善行。
其他方面，雍正帝沿袭了乃父的政策，如尊孔、加开科举和编纂书籍，都是不遗余力。
乾隆帝博学多才，究心经史，勤于著述，全面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在为政方面，他以乃祖康熙帝为楷模，夙兴夜寐，孜孜求治。在文化上，他以成功编纂《四库全书》而名垂青史，该书被誉为“乾隆帝的文化大业”，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居功至伟。
但是，为了强化统治，与开馆修书同时，乾隆帝在文化领域展开了全面整饬运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查毁禁书；二是大兴文字狱。这也是深为史家指斥的两大恶政。在乾隆皇帝“寓禁于征”思想的指导之下，全国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查毁禁书运动。据学者研究，各省查缴禁书三千一百余种，151725部。如果加上没有史料记载的，禁毁书的数量应该更大。这不啻是文化领域的一场浩劫。至于文字狱，并非乾隆朝独有，顺、康、雍、乾四朝代代皆有。时人曾为之扼腕叹息，“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文字狱政策曾在乾隆初年一度放松，但在“转移风俗”、杜遏妖言为要务的背景下，文字狱政策在乾隆二十年后又逐渐趋严。据统计，雍正朝十三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朝六十三年，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这还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载，被湮灭者尚不在其数。毋庸讳言，这一恐怖政策对文化的发展和学风转向，关系甚钜。
针对旗人社会，乾隆帝则致力于在文化上重构满洲的族群意识，即吸收蒙古、新满洲甚至汉族文化的成分，构筑全部旗人为主体的满洲文化。方法包括编纂书籍，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源流考》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还有在礼仪制度中有意识地加入满蒙藏等民族的文化元素。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满人社会的汉化进程，加强了满洲共同体的凝聚力。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使不计其入关前的历史，其存在也长达268年。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化的走向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一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满蒙藏维诸族为代表的边疆民族文化持续地汇聚、交融，由多元走向一体，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成员在政治、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二是在统一的和平的政治大环境下，古老的汉族文明吐故纳新，生机勃勃，在文学、史学、艺术、宗教、教育、礼乐制度等各个领域，超越宋、明，直追汉、唐，是史家公认的繁荣时代。三是中西文化由有限接触到全面急剧碰撞，最后走向会通，古老的中华文明终于向西方敞开大门，与此同时，其自身也凤凰涅，演变为近代文明。（责任编辑：智建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