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览中国文化大观园，峰峦叠起，奇景无数，一大批文化人物把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装扮得璀璨夺目。文化大师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时代标识，代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高度。谁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文化大师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培养和塑造文化大师？这些问题似乎关系我们的发展。
在不经意间，“文化大师”从“文化名家”和“文化名人”中凸显出来：打开“百度”，检索“文化名家”，找到相关网页1310万篇，相关新闻0.519万篇；检索“文化名人”，找到相关网页7.68万篇，相关新闻8.3万篇。但检索“文化大师”，相关网页达2780万篇，相关新闻达20.7万篇。由此可见，“文化大师”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现象,这也给我们带来诸多思考和启示。
国外学者眼中的文化大师
孔子、老子、孟子、孙武、杜甫、曹雪芹、鲁迅、毛泽东等入选过由国外学者推出的、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排行榜，他们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特殊贡献
“大师”是从佛教里来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把“大师”解释为是对有很高成就的学者或艺术家的尊称。说到文人学者获“大师”称谓，最早见诸文字的大概是《史记》中的伏生。伏生及其弟子由于对艰深的《尚书》有专攻、有建树，被史家称为“大师”。
对于谁是文化大师，国外学者还专门进行了研究。
担任过纽约大学文学系主任的美国哲学博士丹尼尔・S・伯特，在本世纪初做了个“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遴选有史以来100位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他们是莎士比亚、但丁、荷马、列夫・托尔斯泰、歌德、普希金、惠特曼、司汤达、海明威、萧伯纳、夏洛蒂・勃朗特、雪莱、雨果、泰戈尔等。中国有杜甫（作品《杜工部集》）、曹雪芹（作品《红楼梦》）和鲁迅（作品《阿Q正传》）位列其中。
美国人麦克・哈特博士也做了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排行榜”。中国文化人儒教创始人孔子、道教创始者老子、儒家学派最伟大的继承者孟子入选。其他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名人是卡尔・马克思、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贝多芬、笛卡儿、米开朗琪罗、巴赫、培根、荷马等。
目前，世界畅销的《影响世界历史的100本名著排行榜》，也是由美国学者推出的。入选6部中文名著：孔子的《论语》、孙武的《孙子兵法》、鲁迅的《阿Q正传》、老聃的《道德经》、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他名著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卢梭《社会契约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歌德《浮士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马尔科斯《百年孤独》等。
这些作者和作品都是经过历史沉淀出来的，其思想光辉历久弥新。
值得一提的是，推出排行榜的几位外国研究学者认为，这些中国文化大师，积累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也传承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文化圈构成的关键内核，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标识。他们的名字在今天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谁是中国文化大师
究竟谁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众说纷纭，但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折射出崛起中的大国国民对真正大师渴求的文化心理焦虑
对于谁是文化大师，世界在关注，中国也在关 注。针对国外的一些排行榜，有些专家考虑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理解不深等因素，认为屈原、李白、王羲之、范仲淹等且不说，在20世纪也有很多大师的身影掠过，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等，他们在文化内涵和艺术创作上对这个时代构成了影响。回眸历史长河，拥有了这些文化大师我们不能自大自傲，但更不能妄自菲薄。
当然，国人更多关注的是“谁是中国当代文化大师”。
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识存在的巴金，为我们贡献了《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主编的《收获》杂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杰作的摇篮。巴金被人称为“文学大师”。季羡林因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贡献突出，被称为“国学大师”。著名学者余秋雨因有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被不少人称为“大师”。
吴冠中作为一位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的人物，在中西艺术融合的实践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国内外艺术界所公认。有媒体称吴冠中先生为“艺术大师”。再看中国电影界，谢晋、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的影片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和知晓度。有人认为，他们是中国电影界的大师。
不过，这些文化名人被称为“大师”后，常引来一些异议。如，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文化名人在文化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肯定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家，但是不是艺术大师，现在说起来还为时尚早。有的甚至提出批评，认为如果仅凭媒介上的脸熟度和一两本畅销书，就称之为文化大师的话，这是不负责的做法。
事实上，对于这些“被大师”的文化名人，他们自己对此也颇有自谦风范。巴金曾经真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罢了。季羡林也说他真的“不是大师”，并在一篇《在病中》向世人立志“三辞”，一辞“国学大师”的大桂冠，二辞“学术泰斗”的大头衔，三辞“国宝”的大封号。冯小刚也坚持认为“中国电影界没有大师”。
“谁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文化大师”之所以能引起争议，表面上是媒体浮躁、乱贴标签和大众缺乏判断力造成的，但根子里折射出崛起中的大国国民对真正大师渴求的文化心理焦虑：国家强大了，经济发展了，迫切需要文化的提升；生活富裕了，社会复杂了，需要文化大师来慰藉心灵。不同的出发点，一样迫切的心情，导致了文化大师评判标准的多元多样多变。
如何评判文化大师
文化大师要有原创性思想，要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力，要能传承民族文化基因，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醒，并勇于担当人类的责任。一句话，要有文化的力量。
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产生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名人和文化作品。可以说，当今时代是一个需要也能够产生传世之作和名家大师的时代。然而，评判谁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还是应该慎重。毕竟，历史上的“大师”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又都是少数。着眼引导社会对文化大师的关注，以及引导更多的文化名人向“大师”努力，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来确定和审视文化大师评价体系和标准。
文化大师要有原创性思想。创新创造是构成大师的前提。在文化上，他们要带有强烈标识性，这种标识不是符号化，而是能够表现中国在整个历史、社会和时代中对更广泛群体所构成的影响。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就有很显著的大师标识，它从中世纪的宗教转向人文思想，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达・芬奇等大师级人物。文化大师都有独异前人的杰出文化成就，他们都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即开前人之未开的学术事业的人。
文化大师要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应该推举出一批对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大师和文化作品。今天的文化大师不能是地域局部范围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基本参照系。同时，文化传播的覆盖面要广泛，大师应该是能在更大范围内构成反响的人物。比如说孔子，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全世界，并在全球范围传播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价值观。
文化大师要能传承民族文化基因。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我宁肯不要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斯大林在二战期间红场阅兵时说：没有人能够征服诞生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柴可夫斯基等伟大人物的俄罗斯民族。这些名言，道出了一个文化大师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基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靠的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的韧性和传承。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能被西方的标 准所左右，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是当前中国文化大师不可放弃的文化追求。事实上，《阿Q正传》、《毛主席语录》、《红楼梦》之所以能影响世界，与其蕴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大师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醒，并勇于担当人类的责任。文化大师应是一个高度自觉的人，一个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人，一个能化阻力为动力的人，一个勇于担当甘愿为人类献身的人。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轻言放弃。以范仲淹为例，他出身低微，社会环境复杂，但面对的是残唐五代留下的精神沙漠，他勇于担当，自强不息，开辟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复兴之路。事实上，一个体现了人类精神、文化精神的人，能赢得社会广泛尊重的人，才堪称大师。
文化大师要经得起时间的验证。梁启超说，大师之形成之发现，往往有一种滞后效应，“(文化的)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结果。所以有在此时创造，到几百年后才看见结果的”。例如孔子的创造力，到汉以后才表现出来。事实上，真正的文化大师不是能够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为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历史的长期检验，是不能逾越的两道屏障。
怎样才能营造文化大师成长的环境
要有长远规划和坚持的理性，要营造让思想飞扬的人文环境，要构建创新人才生长的教育模式，还要倡导文化人的自我塑造。从文化名家到文化大师，是一个质的飞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教育等战略都要维系于这个轴心来展开，并实施“文化领袖”“文化巨人”等相关工程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培养和塑造文化大师，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
要有长远规划和坚持的理性。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文化大师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出现的,都有一个积累过程。因此，要有大思路、长目标、大战略，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实施“名家工程”“大师工程”，并把它们纳入国家人才发展长远战略规划。同时，要构建激励“名家”成长为“大师”的竞争机制，妥善处理当前存在的如学术团体机关化、文化名人官员化等问题。培养大师要有紧迫感，但不能一蹴而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
要营造让思想飞扬的人文环境。大师们在本质上是自由灵动、不拘一格的。史学家分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与当时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条条框框被打破，思想比较解放、文化交流更加从容和顺畅。当前，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对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要尊重创造，鼓励探索；对学术理论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这里还要避免对文化名人进行不负责的苛责漫骂，甚至戏说、恶搞、打“口水仗”，要营造尊重文化名人的人际氛围。
要构建创新人才生长的教育模式。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强调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人大校长纪宝成近日批评大学教育现在成了职业教育，出产人才更多的是依靠“流水线”，即统一的培养模式、固定的教育体系、固定的评价标准。而当评价体系完全瞄准了论文量、出书量、学术级别、项目多少时，就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唯GDP论并无两样。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给人文学科以宽松氛围，并破解长期以来人文学科量化考核等因素带来的困境，实施系统全方位培养。
要倡导文化人的自我塑造。他们应能够坚持理想，淡漠名利，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西方的几个重要文化重建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其中的一些影响深远的领军人物如达・芬奇、马丁・路德、培根、伏尔泰、狄德罗，莫不如此。相反，名家及其作品若趋于功利，则会弱化文化的光辉和思想的光芒。此外，他们在自我塑造中还要注重“立德”，不懈地追求真理，不轻信盲从，敢于担当，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文化大师是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方面的问题，他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引领着社会文明进步发展方向。文化大师的培养与造就，关乎社会的人文素质和人文底蕴，关乎民族的文化品质和文化发展，关乎国家的文化实力和文化安全。当前，我们应当把文化大师的培养与造就摆在国家发展战略位置，加紧实施规划和行动。否则，我们不仅在重复前人关于中国文化大师匮乏的感叹，而且“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