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如果把中国与苏俄改革作比较，就会注意到，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领导人对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所决定的。
元老派与少壮派政治精英的比较
少壮派精力充沛，思维敏锐，比较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然而，他们往往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老成持重，懂得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然而他们往往习于所安，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让这些人也推进改革，充当改革中心角色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当代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正在于“文革”以后元老派中，经过现实经验与“文革”灾难的反思，崛起了一批改革家。“文革”造成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元老派与一般国民一样，都受到极大冲击。元老派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因人为灾难对人民群众产生内疚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派，就具有了少壮派改革精英所没有的特殊的三大政治优势：第一，元老派拥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第二，他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组织资源与人脉关系；第三，他们享有巨大权威与号召力。
邓小平“左右开弓”的渐进战略
邓小平始终强调在既定权威下保持现存秩序连续性的重要性，并在此条件下，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新，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我们不妨从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五个要素，看看中国改革的历史特点：
一、中国人世俗理性的觉醒。所谓的世俗理性也可称为常识理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作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在邓小平的一些朴素论断中，这种世俗理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等。
二、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世俗理性最大的作用就是瓦解了极“左”信仰对人心的束缚，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的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进一步引起经济以外领域开始的多元化的出现。
三、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保持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与符号体系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受到转化了的意识形态保护的条件下，转变为转型的精神凝聚力。这是苏俄改革提倡的新思维所不具备的。
四、政治上的脱两极化。邓小平的政治战略，在于巧妙地采取中间策略，先联合保守的一方，共同打击自由派激进势力。当保守派失去了激进派的对立面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摆脱了保守派势力，通过起用大批技术专家，充实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五、官员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邓小平通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项标准选拔干部，20多年以后，中国各级执政层完成了从革命干部向技术专家型官员的更迭。
苏俄改革的失败说明：“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苏俄的改革者从一开始在改革思路上就贯穿了两个错误的原则，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执政党对全局的可控制能力，而直接引进西方式的多元政治，到了俄国改革时代，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苏俄改革派错误地认为，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经济上改革派认为，市场制度只须以革命手段搬过来，就可以发挥作用。休克疗法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一步到位。他们不是根据一种改革方案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而是根据激进方案的“必要性”这一思维，来决定改革路径的。其所以错误，可以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从前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继承了许多政治资源，在改革中用于推动市场经济。其次，邓小平“左右开弓”以中间派为主体的改革战略也成为中国成功的原因。
当然，渐进的变革，在保持秩序稳定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这种模式难以避免的一些矛盾。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与困境，仍然需要冷静理性的分析。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