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杈头下有火，锄头下有水。”母亲嘟哝着，吩咐我在打麦场上，把摊晒好的麦子再用杈子翻一遍。我不情愿地抓起杈子，从树影下走到麦场中。
耀眼的太阳光，刺得眼生疼，像火一般包围了我，细汗马上从皮肤里，油般地渗了出来，爆烈的阳光，把满场的麦杆子，晒得噼里啪啦乱炸响，仿佛要起火冒烟，干草叶子苦涩的气味扑面而来，我挥舞着木杈，用了半个时辰，才把麦子翻了一个遍，褂子已经湿透了，黏在背上，难受极了。
“什么时候，能排到脱粒机，打麦子？”母亲问父亲。父亲苦着脸说：“乡亲们还没用完哩，看来一时半会是打不了了！”父亲又抬头看看天上飘着的一块黑云彩，焦急地说：“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这满场的麦子，可是一年的吃食，马虎不得！”父亲决定，先用我家的驴子，拉上石碌碡，碾两场再说，打多少是多少吧！
这时，母亲已把驴子牵来，套好挽具，我则在驴的左边，拴上绳子，帮忙拉边套，父親一手牵驴，一手执鞭，嘴里不停吆喝着。石碌碡在麦秸秆上唰唰地碾过，不时有麦秸节像小炮仗一样，噼啪炸响，我和母亲，绕着麦场，不住的绕圈，脚踩在厚厚的麦秸秆上，像踩在豆腐上，软软的，使不上力；汗像小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迷糊了双眼，仿佛身体里的水，要流干净。眼前，有灿烂的五色光斑，闪烁跳动，肩上拉的石碌碡，如纤船般，愈来愈沉，愈来愈重。
母亲看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面色苍白，就说：“歇歇吧。”原先像厚垫子似的麦子，经过碾压，已成了薄薄的一层，能起场了。父亲用变黑的白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黑汗道子，开始用杈子翻动麦秆，挑到一边堆好，被抖落下来的麦粒，被母亲用大扫帚，扫成了一堆。父亲丢下木杈，又拿起木锨，开始站在上风口，扬起场来。一阵风吹来，麦糠像小飞虫般飞起，飘到一边，麦粒子像雨点子般，噼啪落下来。我看见，母亲蹲下身子，把散成一片的麦子，用双手拢成一堆，再挑出里面的麦穗头，单放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父亲好说歹说，并搭了一盒白莲香烟，终于把脱粒机从别人的麦场里拉进了自己家的麦场。这是一个必须多人配合齐干的活儿，递麦杆子、砍麦腰子、往机子里送、挑麦穰、铲麦粒、垛麦穰垛、七八个人，才能进行下来。母亲把二叔家的人都喊了过来，场上，用竹竿，挑起了一盏一百瓦的大灯泡，照得满场通明，夜飞蛾，不知名的飞虫，被亮光儿惑着，密密麻麻地围着电灯泡，直打转转。
父亲把电门一合，机器轰隆隆地响起来，霎时，所有的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迅速行动起来。轰隆隆，脱粒机像巨龙喷水，吐出麦粒、打碎的麦秸秆，每当父亲把一捆麦杆子塞进机器里，机器就会顿一下，像噎住了似的，几秒钟，又缓过劲来，咳嗽一声，呼地吐出来。麦场上，灰尘滚滚，麦粒像子弹一样，呼啸着打在脸上，生疼，打在东西上，啪啪响，机器轰鸣中，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旋转，都在朝自己挤压过来。人不敢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活儿就会停下来，马上会招来父亲的吼声，所有的人，都在干着超支自己体力的活儿，之所以这样拼命，是因为这脱粒机可是按小时收费的，那价格贵得吓人。
这样的劳动，进行了大半夜，所有的人，在劳动结束后，都疲倦得躺在麦秸垛上，沐着灿烂星河的微弱天光，睡着了。天大亮时，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场中间、一大堆金灿灿的麦子、和麦秸垛上睡着的人，过往的行人，笑着和父亲打招呼：“今年收成不错，能有一吨麦子吧？”父亲谦笑着，说；“哪有那么多？”
父亲蹲在麦堆旁，吸着旱烟，守护着一年的劳动果实，但眯缝着的笑眼，足以证明路人说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