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古典音乐分为几大流派，德奥乐派、俄罗斯乐派和美国乐派等，可是，对中国爱乐人或音乐家而言，德奥之贝多芬，俄罗斯之柴可夫斯基，无疑影响力最大。在全世界范围，他们也是公认的古典音乐大师，开山立派，影响深远。
柴可夫斯基，中国大陆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习惯亲切地称呼他“老柴”。老柴的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也经过了多个过程，开始于民国期间的中国音乐启蒙先知们以及流亡在中国北方或沿海地区的白俄音乐的零散教育、建国初期苏联音乐专家的系统移植、改革开放之后苏俄现代音乐的大量涌入。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古典音乐爱好者和音乐家对于老柴或苏俄音乐的记忆。
中国音乐爱好者，敬重老柴或俄罗斯民族乐派有特别原因，就是，在德奥之外，强大的俄罗斯音乐家群体创造了自己严谨的体系，产生了大量歌剧、舞剧、交响乐、协奏曲等名作，取得了世界级声誉，至今仍广为传播。
中国人，也渴望这种直观表达的尊严。
近年来，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经常以上古、先秦、汉唐等为创作背景，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现代人心，形成共鸣。因此，俄罗斯音乐，作为方法，作为记忆，作为观念，又成了重要的话题和参照。
唐建平，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音乐博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导，音乐教育家苏夏先生的高足，师生两代都深受老柴以及俄罗斯音乐影响。唐老师是位活跃的作曲家。近日，北京音乐厅刚刚演出了他的作品音乐会《如歌交响》，有涓涓细流，如古琴协奏曲《云水》，也有宏钟大吕，如交响组曲《精卫填海》。三月底，在中央院的琴室里，边做钢琴演示，唐老师边给记者讲述他对老柴的记忆与体察。
那些卡带里面的老柴
老柴的音乐影响了中国几代的中国音乐家，苏夏与唐建平师生两代人，都是深受俄罗斯音乐影响，也可以说是俄罗斯音乐的收益者。
唐老师说：“苏联音乐，也是俄罗斯音乐，对我们影响很大。比如对我的先生苏夏，还有我，我们两代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学习音乐当中，受到大量的甚至主导性的俄罗斯音乐的影响，形成我们的创作技术、风格和观念，包括音乐的美学音乐的社会功能。”
在中央音乐学院，苏夏、吴祖强、杜鸣心几位老先生，都是新中国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唐建平的老师苏夏，被称为中央音乐学院教书的劳动模范。
谈到自己的先生辈，唐建平恭敬地说：“两代人不同之处，苏先生主要精力是放在了教学方面，当然与舞台的实践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青年作曲家多。早年间，中央音乐学院很多教学的工作，都落在他肩上，担子很重。苏先生比吴祖强、杜鸣心大两三岁，他们是同时代的音乐家。吴先生、杜先生需要创作舞剧《红色娘子军》《鱼美人》。苏先生则主要从事教学，应用俄罗斯的理论比较多。他们的音乐理论水平腾飞的时期，正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主要学习苏联音乐。他们教学的旺盛期，主要在苏联音乐的影响下。”
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唐建平，老柴对于他的记忆是什么呢?
唐建平回忆，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七八个同学住一个宿舍里，只有一台收音机，书桌放很多磁带，但听得最多的还是老柴的《第四》《第五》和《第六》交响曲。此外，还有老柴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
说到老柴，唐感情激越，在钢琴演示老柴的曲调，“我的基础，有一半都是来自老柴的，我们买的盒带都是卡拉扬指挥的，当时都认为卡拉扬指挥的老柴是权威。我最喜欢老柴《第五》的第二乐章，那种‘云垂海立’的音乐语言，真是震撼。”真是，感动莫名，无以为谢。
大学期间，唐建平也艰难地寻找斯特拉文斯基的资料，听到他的音乐很不容易的。找谱子，找资料，非常难，主要能找的是就是《春之祭》《彼得鲁什卡》《火鸟》。唐认为，这些作品还主要基于俄罗斯美学的基础之上。后来的《阿贡》《士兵的故事》就更加受现代音乐的影响。尽管《春之祭》特别有震撼力，但是配器的基本原则还是来自俄罗斯的，来自于里姆斯基的影响。
里姆斯基在画画，老柴在说话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现代音乐的信息涌入大陆。
当然，俄罗斯有非常强大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传统，当然，战后欧洲美国的现代音乐理论更多地进入中国，这个时候，俄罗斯音乐里，老柴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
唐建平说：“作曲是观念最活跃的地方，也是技法改变追踪时代最快的地方，作曲课堂是一个面对全世界的局面，俄罗斯音乐影响就相对少得多了。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老柴，拉赫马尼诺夫，卡巴列夫斯基，哈恰图良等。这些对80年代初期的中国音乐教育起了很大作用。”
1985年后，唐建平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在基础理论的课堂上，还是受俄罗斯音乐体系影响，如和声、曲式、配器。和声学以苏联音乐家斯波索宾为主，曲式以分析老柴为主，配器以学习里姆斯基为主。虽然。现在的课堂上不直接用，但还是受这个体系的影响。
古典音乐，核心是理性。
音乐的曲式结构，叙述的逻辑都崇尚理性。巴赫的志业让音乐有了逻辑。贝多芬把这个理性发展到极致。
为什么叫巴赫叫“大海”，不叫“小溪”?古典音乐崇尚理性，他用那么枯燥近乎数学的手法创造出音乐，证明音乐的理性，他是伟大的。
唐老师说：“贝多芬的脚下有两人，一位是莫扎特，一位是海顿，他音乐的性格是海顿，他音乐的优雅是奠扎特。到了《命运》就到了顶点。后人可以在规模上，超过贝多芬，但是在理性的观念上，贝多芬到了顶点。”
再来看俄罗斯，在民族乐派兴起的时期，格林卡，俄罗斯近代音乐之父，曾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唐建平认为，这是相对真理，“一看格林卡的奏鸣曲，就知道他受过非常严谨的古典音乐教育，但他没有写出交响乐。格林卡有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叫交响幻想曲《卡玛林斯卡亚》。他有可能发展出交响乐，但没有机遇，他转投写歌剧。长时间等待后，在交响乐领域，终于产生了老柴。”经由格林卡、强力五人集团。到柴可夫斯基，俄罗斯交响乐创造了戏剧性的颠峰。
美国人喜欢引用“强力五人组”批评老柴初期作品作为调侃。
唐建平不赞同这类看法，他认为，与“强力五人组”相比，更具有世界意义的作曲家，首屈一指的是老柴。今天看来，真正深刻的不是“强力五人组”，而是老柴，老柴的交响曲《第四》《第五》《第六》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巨大。
唐建平继续说：“里姆斯基的《天方夜谭》叫做交响组曲，但不是交响曲。描写具象的东西太多，是带有舞曲性的描写性的音乐。里姆斯基像在画画。而老柴像在说话。老柴的语言，抽象而平实。交响乐是抽象的，是好象什么都不表现，但是把什么都表现了。”
全世界，都等待下一个老柴
20世纪，主流音乐圈，强调背离传统，抛弃传统，当然也不只是音乐领域，交响乐创作面临空前的难题。是断裂，还是延续?
唐建平说：“全世界的音乐家，都在等待下一个老柴。如果20世纪，没有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马勒，交响乐不就死亡了吗?在这样的角度上看，俄罗斯的贡献极大。”
在老柴的基础之上，肖斯塔科维奇把民间、民俗性的东西剔除得更多，但是，他把音乐结构放得更大了，他交响乐的宏伟结构已经超过了老柴。
音乐里的“时间观念”改变了。
唐建平认为，古典音乐时期没有那么强烈的管乐和打击乐，但是老柴把管乐和打击乐充分发展。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像长城一样。如果学建筑的人，看长城，没啥意义。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局部的技术好像很简单，但是在宏伟的规模上看，就像万里长城。
“从前我们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现在音乐是时间空间时空观的艺术，时间与空间的能量在一个作品中是转变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乐前提非常沉闷，但是高潮部分就非常强，为什么?老柴用老肖一半的时间，就能让人们满足，老肖要那么长时间?就是要改变音乐的‘时间观念’。”唐建平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老柴不了解，缺少常识，做简单地批评。
唐建平说：“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老柴。光学习不够，不学习不对。没有高尚的灵魂，能创作出那么高贵的音乐吗?描写爱恨情仇，描写死亡，这不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吗?”
聆听老柴，属于启蒙，也属于回味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