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1993年11月12日9时30分左右，在中国北方航空公司长春飞往福州的CJ6353次航班上，两名男子突然掏出凶器，将乘务人员劫持。其中一人手持电子血压计谎称炸弹并以炸机相威胁，强迫机组改航直飞台湾。当日11时30分，被劫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做着天堂梦的劫机者韩书学和李向誉走下飞机舷梯，即被台方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13年。
5年后，李向誉和韩书学相继被台方司法机关假释。1999年2月，李向誉被台方遣返大陆。1999年6月29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劫持航空器罪判处李向誉有期徒刑13年，刑期从被羁押之日计算，其在台湾服刑时间计入羁押期限，李向誉现正在服刑。而韩书学则从台湾监管场所被辗转至大陆偷渡客遣返中心，历经了近8年漫长的被监管生涯，他饱尝了非人的歧视待遇，直至2001年6月28日才被台方遣返大陆。
2001年8月29日，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对韩书学涉嫌劫持航空器一案经审查后，依法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9月10日，笔者在长春市公安局铁北看守所见到了年已48岁的韩书学，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谈到8年来噩梦般的经历，他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想一步登天，萌发劫机恶念
1977年，我从吉林省白城市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通榆县第一人民法院做了医生。1984年，我到北京进修了一年后，看到北京和通榆两个城市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我没有心思再安分守己地工作。
1988年，刚刚结婚不久的我在双方父母的反对下离了婚。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我交了社会上的一些酒肉朋友，下班后经常和他们聚在一起以酒消愁，以麻将取乐，过起了挥霍放纵的生活。当时我每月工资200多元，完全靠工资，已经难以支付我的日常开销了。
对于我的生活方式，一向勤俭的母亲很是看不惯，虽然她总是教训我，但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有一段时间，我干脆不回家了。
我感到自己刚离婚，现在连母爱也没有了，家里没有温暖了，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这时我的工作也开始滑坡，由于工作出问题，领导经常批评我。我错误地认为人和人的关系完全是经济关系，如果我经济富裕，别人就会对我好。我要想办法过上富裕丰足的生活，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时，我认识了李向誉，有一次喝酒时，我们谈得挺投机。李向誉当时做生意亏了血本，情绪也很低落。酒桌上，我们突然萌发了劫持飞机去台湾的恶念，因为当时刚刚有二班飞机被劫到台湾。关于劫机者的情况，媒体只报道，劫机者被留在台湾，飞机及其他乘客安全返回，具体情况再没有相关报道了。我们误以为，劫机者在台湾受到了礼遇，所以我和李向誉选择了去台湾，如果成功了，我还可以把台湾当成跳板去西方发达国家，我梦想着在那里能过上自由的天堂生活。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下机当天我就进了看守所，不久就被判刑。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993年11月12日中午，当飞机稳稳停在台湾的桃园机场后，我和李向誉心中一阵狂喜，认为计划已经成功，我们马上就能过上梦想中的天堂生活。
当时机舱门打开后，走上来两个身着制服的人，他们说是机场警察。问明情况后，我们主动交出凶器，随着他们下了飞机，到了机场的一间办公室。我们被分开询问，问我为什么劫机，当时我说了假话，说到台湾是要求政治庇护，然后把劫持飞机的细节经过都讲了。他们允许我们喝饮料和吸烟。当时外面还有很多记者，但警员们极力回避新闻媒体。
原以为经过询问后，我们就可以拥有自由和金钱。不料，一出机场民航局大楼，我和李向誉就被戴上了手铐。我们被告知，按照台湾的法律我们已经触犯了民用航空法，即将被起诉。
这难道就是我为改变命运精心策划的结局吗？我竟然无知地用自由作了交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然而一切都晚了。
在监狱里关押的都是台湾的罪犯，我们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从天堂跌入了地狱。经过了漫长的被监管生涯，5年后我得到了监狱的假释，我以为付出巨大代价后会换来自由，仍然梦想会成为台湾公民。可走出监狱大门后，我随即被送到新竹地区遣返中心，在这里我们被称作“偷渡客”，从1999年2月8日至2001年6月28日，在此我经历了比监狱条件更加恶劣、更加没有人权、更加不讲人道的封闭式监管生活。我多次向台湾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宁愿回大陆受审，也不愿再呆下去了，但我的要求一次次被驳回，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8年非人监管，一生的梦魇
坐落在新竹市郊的遣返中心是台湾3个遣返中心之一，最多时大约有800多人关在这里，当时一共16名劫机者都在这里。
这里的监管人员对我们说骂就骂，说侮辱就侮辱，轻者拳脚，重者木板，再重者用电击棒，那里完全是一个魔鬼世界。
偷渡人员称呼工作人员叫长官，有一个姓谢的小队长大家都叫他魔鬼长官，他处罚人很凶，手段残暴，我的耳朵就是被他打坏的。一次，一名福建的偷渡人员因为和人吵架，被他处罚，我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开始报复我，每次找我谈话他都要给我带上手铐和脚镣。他对我说：“我收拾你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说：“你不敢打死我，打死我你也是要吃官司的。”姓谢的说：“我可以在你吃的饭里下毒，让你慢慢地死去……”我说：“我在台湾不是没有朋友，我的朋友就在新闻媒体里，我会把这里的一切告诉他……”
怕我接触记者，怕我揭露这里的阴暗面，他们每次节日的联欢会都不让我参加。我质问他们，他们就处罚我，让我整天坐着，不让我睡觉。
1999年3月16日，我得了急性肠梗阻被送到了医院，本应在医院做一周左右的观察，结果拿了一些缓解的药物，第二天我就被送回了遣返中心。在医院期间不给我牙刷，不给我卫生纸。医生再三说我这种情况出院后要给些营养，最好给我吃一些蔬菜水果，但这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在遣返中心为了得到好一点的生活条件，为了得到一支烟抽，吃上一个水果，竟然连自尊和人格都出卖了，我实在看不惯，骂了他们，这激怒了那些警员，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上，手铐、脚镣都戴上，绑在柱子上打我；后来把我关起来，不给饭吃。
在这间长度不到60米的屋子里住了92个人，两个人睡一张床。这里可以洗澡，但只有凉水，时间不能超过3分钟。
在这里，流行性感冒出现后，管理人员不但不积极治疗，还让我们每天早晨喝3大杯水，有的人被折磨得狂吐不止。你想，刚吃过早饭，就要喝掉3个像扎啤那样大的杯子的水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情。
有一个病人高烧41度，竟连一片药也不给吃。
有一个一家3口的偷渡者，台湾当局故意分3次遣返他们，故意让他们忍受精神的折磨，最后，女的被折磨成了精神病人。
在新竹遣返中心，开始还可以通信，后来就全被取消了，原因是一个偷渡客打伤了一个长官。这样1999年的2月到7月间，我没有与家里通过一封信。后来通过与朋友联系得知，在这期间，母亲由于思念我过度突发疾病去世了。如果我不走这条路，她是不会死的。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去世了，是我母亲出摊床卖小百货把我养大。我劫机到台湾后，是政府在照顾我母亲晚年的生活。
我的儿子现在已经14岁了，我十分想念他，不知他现在长多高了，学习咋样。
我有一个女朋友在锦州市的一家医院工作，我在台期间，她常写信给我，鼓励我坚持住早些回到大陆。将来我们很可能成为夫妻。
现在我回到家乡了，心情感到很舒畅，以前我半夜一点前很少睡着，现在睡得很好。
出狱后，我想回家去看一看。我想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来刷洗我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