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一张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召开会议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主席台后排右侧与他仅一桌之隔有一名年轻漂亮的女速记员,正埋头将蒋介石的话变成一个个速记符号。她,就是抗战期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2010年6月16日,95岁的沈安娜在北京逝世。至此,她的秘密潜伏生涯方才由其秘书首次公开披露。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别党员”
1915年农历十月初一,沈安娜出生在江苏泰兴县城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曾是前清的秀才,大伯父官及翰林。由于沈安娜支持姐姐沈伊娜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所以,姐妹俩离家出走到上海勤工俭学。她们目睹了上海花花世界十里洋场的世道不公,从进步老师那里听到了社会发展史等革命理论,特别是结识了我党中央特科王学文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舒曰信和华明之。不久,姐姐参加了中央特科领导下的交通工作,并经组织批准与舒曰信结为夫妻。沈安娜进入了半工半读的中文速记学校,准备日后有一技之长好为党工作。
1934年秋天,浙江省政府到速记学校招一名速记员,校长挑选了两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去省政府实习应试。这名女生就是沈安娜。沈安娜一听要去国民党官僚衙门工作,心里很不情愿。就向舒曰信诉苦,没想到舒曰信马上向王学文报告了此事,王学文说:这是打入国民党机关的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可以为党组织搜集情报,一定要努力争取录用。舒曰信转告了王学文的指示,并告诉沈安娜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和从事这项工作所应具有的献身精神。
沈安娜那时还未满20岁,却立志报国,她当即表示:我愿为党做情报工作。由于沈安娜学习刻苦,又写得一手好字,经两个月的试用,很快在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中担任浙江省政府秘书处速记员。
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日军侵华战火扩展到沪杭一带,杭州沦陷。沈安娜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抗日,沈安娜辗转数月,千里迢迢奔赴武汉,找到了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办事处,沈安娜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对沈安娜说道:“现在国民党虽然被迫抗战,但反共本质不会改变,情报工作仍很重要。你过去不是在浙江省政府朱家骅手下做过工作吗?现在朱家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秘书长,你可以利用老部下的身份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这样你就可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继续为党搜集情报。”
随后,董必武将沈安娜引见给周恩来。周恩来又叮嘱道:“在国民党核心搜集情报,要注意隐蔽,要机警灵活,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当日,换了旗袍的沈安娜落落大方地走进了朱家骅的办公室。朱家骅见是自己的老部下来了,相当热情:“沈小姐从浙江来?”沈安娜顺话题,委婉道出自己的要求:“是呀,我千辛万苦来到武汉,请主席栽培,安排工作,好为党国效劳呀。”
“好,好!现在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员。”沈安娜没想到她考虑再三的工作要求,朱家骅一句话就顺利解决。可朱家骅话锋一转,提出一个令沈安娜棘手的难题:“你是国民党党员吗?到中央党部工作可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才行。”
沈安娜一听,自己一心向往加入共产党,现在却要加入一向痛恨的国民党,这如何是好?可如不马上表态,就会错失工作良机,由不得她多想,也由不得她借故拖延,必须马上作出选择。她机敏作答:“主席呀,在浙江工作时我年轻,没有加入,现在我要求加入,可以吗?”朱家骅听了,点点头,对一旁的工作人员说:“给她办,特别入党。”所谓的“特别入党”,是由3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介绍、批准很快的入党。“特别入党”的国民党党员,党证编号前注一“特”字,是有后台、有来头的标志,令机关上上下下高看一眼。
沈安娜顺利地闯过了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第一关。可回来路上,她的心头打起了小鼓,加入国民党未经党组织领导同意,这可怎么得了!她跑到董必武那里,诉说了经过,董必武听了笑着告诉她:你做得对!情报人员就应该有这个灵活应变的能力。
于是,共产党的情报员沈安娜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别党员”。
西子湖畔绽放红色爱情之花
经王学文和党组织批准,沈安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特科”全称特别行动科,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周恩来在上海创建的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陈赓、李克农、潘汉年等都曾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素以秘密行动威震敌胆。
起初,她被朱家骅安排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用原始的方法秘密写情报。即用一种白色药水写在信纸的反面,然后在正面写上一封一般的家信,邮寄到上海。姐姐沈伊娜收到信后再用另一种药水显影。这种密写技术容易出问题。有一次信寄到上海,可能是药水失效,还没等显影,密写的字就出来了。因此党组织指示,不能再用密写,改由沈安娜自己亲送上海或由沈伊娜去杭州取。这样跑了几次以后,王学文又发觉不妥:一方面沈安娜自己做情报员又兼跑交通不安全;另一方面,沈伊娜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中内勤、交通都得干,常常忙不过来,很难兼顾跑沪杭。于是组织决定派华明之利用星期天负责到杭州取情报。
华明之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是中央特科成员,这时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驻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暗中从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中搜集有关红军长征动向的情报,还以假姓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收取外地寄来的秘密信件。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后,华明之一般是在杭州一家茶社同沈安娜见面,或是一起去西湖观景“游玩”。
比沈安娜大两岁的华明之是江苏无锡人,经地下工作的磨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在远离亲人的沈安娜心目中,他既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大哥。每次华明之来杭城,都在沈安娜的心中激起层层涟漪。华明之喜欢文艺、音乐,经常在西湖边小声教她唱歌,用口琴吹奏《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这秀丽的水光山色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情之花在两个热血青年心中盛开了。1935年中秋节,经王学文和党组织批准,华明之和沈安娜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沈安娜小心谨慎,从不参与派系之争。她工作认真努力,写就公文恭恭敬敬向科长虚心讨教。见科长为人正派,她还认了科长太太为干娘,租住他家的空房。从此,她不仅有了科长这把“保护伞”,还有了整理情报的一席安全之地,并很快赢得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认可。
那时候,只要国民党政要召开重要会议,她就有可能在主席台的一侧就座,埋头记下会上的全部发言。然后留下底来,由她丈夫华明之负责送出,经过东北救亡总会党组成员徐仲航的中转,交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手中。
然而,1941年秋,徐仲航不幸被捕,沈安娜面临暴露危险。
回家后,沈安娜速将秘密藏在竹竿里、饼干桶里的情报塞进炉膛烧毁。她和丈夫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徐仲航一出事,周恩来马上想到了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安危。但是来不及了,沈安娜和华明之之前已经假借同事之间的正常往来给徐仲航发信联络。声称孩子生病,欠他的钱要等下月才能归还。“军统”方面也就拿着这一封信找到中央党部,点名要见沈安娜。
两个不速之客要找沈安娜谈话,这事实在蹊跷。沈安娜决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她说她不认识这两个人,让传话的人撵他们走。
孰料那两人就是赖着不走。他们说他们奉上峰的差遣来见沈小姐,沈小姐避而不见,他们不好回去交差。
沈安娜这才起身下楼,来到他们面前。
来人拿出沈安娜写给徐仲航的那封信,问是不是她写的。沈安娜瞥了一眼,点头称是。
对方追问沈安娜:“为什么找徐仲航借钱?徐仲航是共产党,已经被抓起来了。”
沈安娜看他们的模样像是两个小特务,又一听,只是问信上的那些事,便居高临下,抬出“大靠山”来压他们:“我向朋友借几个钱算得了什么?你们有事向朱家骅秘书长报告好啦。”说罢便将两人撂下,扬长而去。
沈安娜的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加上徐仲航的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打死也不说,使得整个危机没有演变成为灭顶之灾。沈安娜一如既往,继续栖身敌营,战斗在敌人心脏。
火锅底料成为运送情报的最好工具
1938年8月,国民党机关开始撤往重庆。沈安娜和华明之遵照董必武的指示继续潜伏,他们跟着“国民议会”的包船前往重庆。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上上下下都知道沈安娜是朱秘书长亲自安排进来的“老部下”,对她特别信任和器重。所以沈安娜一报到就被派去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员,同时还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的速记工作。在那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成了蒋介石主持会议担任速记的不二人选。
沈安娜家里不放任何进步书报,生活上符合潮流,穿着入时,常看美国电影,与同事出去游玩,过年过节总要看望上司。国民党的“元老派”有影响,各派系头子都怕他们三分,沈安娜就向他们“敬求墨宝”,把居正、于右任等人写的条幅、对联挂在屋里,机关里人们以为沈安娜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
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休息时,张继、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对沈安娜说,他们愿意联名推荐她竞选立法委员,问她有无信心。沈安娜考虑到当上立法委员虽可名利双收,但获得情报的机会很少,在和丈夫华明之商量后,谢绝了几位元老的好意。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持人是蒋介石,沈安娜端坐在速记席上。这是沈安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报员。
1946年1月10日,迫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国民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我党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沈安娜端坐主席台,当她看到周恩来等领导步入会场时,止不住激动的心怦怦直跳。周恩来、邓颖超向她暗使眼色,沈安娜马上埋下头,按捺住心头的激动,默默地做着速记。那些日子,她肩头的担子更重了,白天担任大会和分组会的速记,晚上承报国民党“党团会”的记录。那些输了理的国民党官员煞费苦心、精心谋划谈判,谁装“红脸”,谁唱“白脸”,谁扮“折中”……一套套计谋底牌的情报,沈安娜、华明之都在当天深夜送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吴克坚,再由吴马上汇报给周恩来。第二天谈判席上,我党领导胸有成竹,据理力争,揭露敌人,大会小会场场都打主动仗。难怪有人说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给了沈安娜再次“虎口夺食”的机会。会议规定由五六名速记员轮流记录。沈安娜无法知道全部内容。她于戒备森严中寻找缝隙,乘会务工作可以借调直系亲属帮忙之机,推荐华明之帮助科长整理会议速记材料。材料编辑工作相当紧张,需要开夜车。沈安娜面有难色,对科长说:“我两个小孩晚上从托儿所回来,没人看。”科长悄悄地说:“带回家编吧,可要千万注意保密!”沈安娜一听,正中下怀,把所有速记稿子合到一起,带回家里开起夜车。沈安娜将速记符号译成文字,华明之从中摘编成情报。如豆青灯下,夫妻俩蝇头小楷,奋笔疾书。沈安娜将谍报工作做到了极致,她自己发明出一套速记方法,自信“天知地知我知”,而重庆的特产火锅底料也成了运送情报的最好工具。
3月底,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我党最需要的预警性战略部署情报,都被沈安娜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并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决策层。周恩来对于这一时期的重要情报,给予了“迅速、准确”四字口头嘉奖。
当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那段日子里,也是国共战略决战的最关键的时期,沈安娜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官员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国民党内部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中共最需要了解的。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很快,特殊的火锅底料再次上路……
就这样,沈安娜埋伏在国民党核心机构,与华明之一起随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搬迁,从杭州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南京。1949年,南京城已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沈安娜、华明之趁国民党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借故回上海看望老人,不辞而别了。这个时候,沈安娜长达15年的地下谍报生涯才宣告结束。可以说,沈安娜记录了一部蒋家王朝由盛到衰的“金陵春梦”。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北京冉冉升起的时候,沈安娜、华明之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这令他们以前的国民党同事大吃一惊!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夫妇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后都在国家安全部担任司局级职务。1983年两人离休后,又同时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沈安娜享受副部级待遇。
编辑 / 杨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