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逝世时，悼文哀辞遍地，实在庄重——但更值得崇敬和珍视的，不应是其“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的心路历程吗？
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因而于生死关头，很难不肃穆沉静、悲痛反思，甚至有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俗语。然而若我们只在极乐世界的门槛前脸上才浮现庄重，便与庄子拒为楚官时设喻的那一只留骨而贵、死享哀荣的神龟有何区别？
庄重不仅应走下殿堂和神坛，还应当内化于每个人的生命中。对现世的珍重、对生活的郑重、对事业的敬重，才是“庄重”一词的本质意义。
生活中的庄重，譬如对待个人情感，应有不轻浮的气质，也应有不嫌恶的气度。
简·奥斯汀曾借《曼斯菲尔德庄园》女主人公芬妮的形象赞扬庄重。她在被养父心中属意的良婿献媚追求时，虽碍于寄人篱下的低微身份，但仍能遵从内心的庄重气质，不应允这桩名利上的轻浮婚事，转而拥抱真正的爱情。同样地，胡适对待昔日友人鲁迅，“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反而客观持重地评价其为人。他在回信中反驳了作家苏雪林对鲁迅“刻毒残酷”之评，可见胡适对待旧日友情的郑重与包容。
庄重更体现在对事业的态度上。无论身份地位，擢升或是贬谪，一丝不苟、客观庄敬是成就功业的必要素质。
《劝学篇》有言：“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若对学术事业无潜心至诚的庄敬之心，又怎能名昭功显？“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韩愈，在潮州流寓期间兴修水利、驱逐鳄鱼、推广普通话，这累累功绩的取得，不正源自他对人民负责的庄重之心吗？“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苏轼文中的这一待一忍，不只是迫于形势，更是因为他对所谋划的事业有一份郑重的思索和认同。同样的，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弃官还乡，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仍能为乌台诗案中受到贬谪的政敌苏东坡仗义执言，上书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源自他對政治对手的才能、事业，持有一份客观标准和敬重态度。
“唯知蜩翼”的佝偻丈人、“目无全牛”的庖丁，虽是历史长河中的渺小人物，却也因他们对待眼前事业的沉静端然而长留青史。
人非死而庄重，而要生来庄重。砥砺自我或是步云登月，无疑都要先将态度持衡。